广东作家黄谷柳代表作《虾球传》:粤港澳大湾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

广东作家黄谷柳代表作《虾球传》:粤港澳大湾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

中山:博爱之城 文明新风

博爱之城,文明新风。当前,中山已初步发展成为经济发达、社会和谐、环境优美、民生幸福的现代化城市,正进一步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“五位一体”协同发展的轨道上稳步前进。

  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,一部以二战结束后的粤港两地为背景,讲述流浪少年历经劫难,最终在党的帮助下成长为革命战士的长篇小说,在中共主持创办的香港《华商报》上连载。作品中斑斓多彩的社会百态、曲折生动的情节、鲜活质朴的语言,尤其是机灵、善良、侠义的少年“虾球”形象,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,在当时的“国统区”特别是华南地区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。

  这部颇具“大时代写照”气质的作品,便是广东著名作家黄谷柳的代表作《虾球传》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广东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版《虾球传》,红遍大江南北,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,还成为第一部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播出的粤产电视剧。

  在今天的评论界看来,《虾球传》是左翼文学创作与民族化、大众化有机融合的成功典范。不仅如此,《虾球传》从诞生到传播,均鲜明又深刻地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脉的文化传统,书中的岭南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,更是成为大湾区一代代读者的集体记忆。

  “他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”

  “新中国成立前后、以地域色彩书写见长的华南作家群里,黄谷柳是拥有读者最广泛的一位,其文学成就堪称是首屈一指。”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这样评价。

  《虾球传》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经典,离不开作品里洋溢的地道浓烈粤港风情。黄谷柳本人曾两次在香港定居,其间的经历也让人依稀见到几分少年“虾球”的影子。

  1908年,黄谷柳诞生在越南海防市的一间小旅馆,迎接他的,是拮据痛苦的童年。

  “艰难痛苦、屈辱负重伴随着他长大,也使他自小养成了沉默坚强、善于思索的性格。”黄谷柳外孙女黄茵告诉记者,对于命运,黄谷柳未曾屈服,反而愈发刻苦学习。

  考入学膳费全免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是黄谷柳“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一件事情。”他曾写道:“这样,我才有能力去阅读小说,并且后来练习写作。”

  入学第二年,北伐革命浪潮席卷全国,青年黄谷柳不满足于仅仅参加学校的进步运动,毅然离开生活了18年的云南,取道海防、香港前往武汉,奔赴革命一线。黄茵如此形容:“外祖父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”

  途经香港时,他却从报纸上意外得知1927年“四一二事件”发生的消息,革命形势陷入低潮。他不得不客居香港,一住就是近5年。在清苦的生活之余,他依然心系文学,他在日记中写到与文友们热烈探讨新文艺时的场景:“一毛钱花生米吃得普天同庆!”

  那段日子,黄谷柳在香港社会底层挣扎求生,最终劳累过度,咳血病倒,被迫辞职。

  为谋生存,1931年他入伍参军,后辗转抗日前线,参加了淞沪抗战,还曾险些命丧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。这段军旅生涯时期,让他对抗战时期黎民百姓的悲苦有了更切身的体会。

  1946年,他听从好友黄秋耘的建议,果断放弃在正中书局广州分局的“铁饭碗”,与国民党彻底割席,带着家人回到香港,又居住了4年,《虾球传》就诞生于第二次赴港期间。

  “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正道”

  关于重返香港,黄谷柳曾在《自传》中剖白心迹:“这是我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正道。”

  然而,这条“光明正道”走起来却并不容易。他一度被迫把子女分散到亲戚朋友处寄食,妻女兼做临时打纱工贴补家用。由于他不愿迎合当时流行的趣味,投出去的稿件十有八九不被采用。

  钟敬文在《回忆谷柳》一文中这样描述黄谷柳:“质朴、诚恳、好学,天性乐观,面带微笑,稍带口吃,谈到生活的困难,一向不动感情,有时候还很幽默地回应。”

  就在那个用木板隔成、嘈杂晦暗的小房间里,黄谷柳开始满含热忱地动笔撰写《虾球传》。他身上那种“冲着困难去闯开通俗文学新道路的美愿、雄心和勇气”,让钟敬文十分感佩,“我现在想,这种坚定、乐观,是跟他对祖国未来的信心分不开的。”

  1947年秋,黄谷柳在渡轮上重逢正在筹备《华商报》复刊的夏衍,便将《虾球传》第一部《春风秋雨》的原稿交给对方。夏衍一读当即大为惊奇,于是决定在副刊上逐日连载《虾球传》。

  小说从1947年11月开始连载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各界读者纷纷来信鼓舞、提出意见。《春风秋雨》连载完毕不到两月,就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发行单行本,一年内重版5次。茅盾曾写道:“一九四八年,在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,恐怕第一要数《虾球传》的第一二部了。”(《关于〈虾球传〉》)

  在书中,涉世未深的虾球曾误入歧途,最终是党组织和游击队战士们帮助他走上了一条幸福的光明大道。而据黄谷柳女儿黄燕娟在文章里披露,家里最困难时,是香港文艺界的共产党员同志向一家人伸出援助之手;父亲也从与夏衍、黄秋耘、黄药眠等人的接触中,对共产党、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  1947年底,黄谷柳将自己的二女儿黄鸣送去十万大山参加游击队;次年春,黄谷柳申请加入共产党,经过一年考察获得组织批准。“他来自于底层人民,入党是他的必然选择。”外孙女黄茵说。

  曾作为本报记者赴抗美援朝前线

  1948年12月,《虾球传》第三部《山长水远》在《华商报》上连载完毕。黄谷柳原本计划在第四部《日月争光》中,书写虾球投奔游击队后的磨练经历。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在战火洗礼中内心发生转变的细节,他主动提出到战场前线去的要求。

  此后,黄谷柳在桂边纵队司令部担任秘书,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湛江市和海南岛做了不少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调任《南方日报》记者,随军派驻海南岛。

  1951至1953年期间,他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、以巴金为首的“朝鲜战地访问团”,还以《南方日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,深入战场前沿采访。

  当时,黄谷柳已是名满香江的作家。《南方日报》首任总编辑李超在接受黄茵采访时曾提到,战地前线条件艰苦又很危险,并非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,“当时不是很多作家愿意去的。”

  在抗美援朝前线,黄谷柳不仅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,还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战友而荣立三等功。回国后,黄谷柳将入朝见闻集结成册,发表了朝鲜战地通讯、散文集《战友的爱》,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善战,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精神。

  与此同时,黄谷柳的创作观念也发生了转向。他不再满足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,而是将新的写作目标投向了新社会的英雄人物,打定主意“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”(夏衍《忆谷柳》)。

  原计划的《虾球传》第四部,便由此发展成了书写志愿军英雄形象的长篇小说《和平哨兵》。遗憾的是,1977年元旦前夕,黄谷柳突发脑溢血病逝,《和平哨兵》因为种种缘故,最终未能面世。

  《虾球传》后来多次再版发行,1979至1985年,《虾球传》在广州4次印刷,达40多万册。除小说被译介到日本、英国、南斯拉夫等国之外,《虾球传》的影响力还跨越了众多文艺领域:在粤语评书界,林兆明讲古版《虾球传》最为知名;著名画家关山月曾绘制《虾球传·山长水远》连环画;《虾球传》话剧版曾在日本东京演出。1981年,广东电视台将其改编为电视剧,从北京到香港,街头巷尾都掀起一股“虾球热”。

  回顾外祖父黄谷柳的一生,黄茵最大的感受是:“一路走来,他卑微委屈,却从来是倔强不甘、寻求光明的。”她根据十几年来研究外祖父生平资料的成果,写成《黄谷柳小传》,并为这篇传记起了一个题目——“逆风千里,向阳而生”。

  不避艰险,这一点也是钟敬文对黄谷柳的评价——他为人正直敞亮,在生活上“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”,在创作上敢于创新,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。

  研究学者林岗将黄谷柳视为“真正扎根大地写作”的作家中的一员,现实主义精神的驱动,使他们萌生投入“另一种生活”的愿望,哪怕经历生死考验也在所不惜。林岗称:“黄谷柳的写作足迹,例如亲赴战场,在战火中构思表现新任务、新世界的作品,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记取。”

  专家解读

  《虾球传》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“钥匙”

  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,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是解放战争时期旅港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创作收获之一,也是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。茅盾对《虾球传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,认为作品“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、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”,而在风格上“打破了‘五四’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。”

  “《虾球传》三部曲的逻辑非常明显,讲述了岭南一名底层儿童,怎样在粤港的历史背景下讨生活,继而成长为一个有革命觉悟的战士。”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傅修海认为,《虾球传》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小说。书中所描写的粤港生活、大量方言俗语的运用,渗透着浓厚的地方特色、生活经验、文化氛围,是其他同类型小说无法代替的。

  同时,《虾球传》也代表着香港本土通俗文学脱离了长期浸淫的、功利化的市场环境干扰,开始向地方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和革命的叙述靠拢。“从近代到当代,粤港地区的革命角色处于不断转化之中,而黄谷柳对此有着相当的把握、高度的概括,才能把地方特色植入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,转化为小说在红色文艺、地域文学上兼具的代表性。”傅修海说。

  傅修海进一步分析,《虾球传》是粤港地区一个“非常典型的文学缩影”,通过“虾球”的转变,呈现粤港地区在现代史潮流中的发展变化——用一个人的成长隐喻一个地方的历史进程,恰当地代表了岭南地方文艺和中国红色文艺的结合。 而“虾球”这个人物形象,正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“钥匙”。

  “黄谷柳较早地认识到香港和广东非常密切的、同步生长的地域关系。”傅修海指出,当时在香港“讨生活”的人,大多成长在共同的岭南文化背景下,他们和广东有着天然的联系。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粤港两地的中下层人民,从情感、历史、文化、生活上是相通的。”

  兼具成长小说、地域小说、红色小说三重特征的《虾球传》,回答了“岭南人民如何参与大历史”的问题。傅修海认为,今时今日,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,《虾球传》仍旧为我们思考地方文艺的重要性,以及文化的统一性、经验的相容性提供了“镜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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