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推动社区多元共治,打通服务居民“最后一公里”

广东推动社区多元共治,打通服务居民“最后一公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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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,南方日报“广东践行群众路线”深调研走进深圳市罗湖区渔邨社区,与嘉宾多屏连线。直播截图

  走进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渔邨社区,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渔邨社区还有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“渔民村”。2012年12月8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渔民村,深入党群服务中心和居委会,详细了解渔民村发展历程,考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区工作情况。

  渔邨社区如今良好的生活环境,得益于该社区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,探索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路径。近日,南方日报“广东践行群众路线”深调研走进渔邨社区,现场走访社区多元共治的生动场景,并把直播间搭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,通过多屏连线与社区负责人、专家学者等一起讨论如何推动社区多元共治,打通服务居民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  搭建居民参与社区共治平台

  从水草飘零的渔船人家,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早的“万元户村”,再到争创先行示范区中的示范村,在渔邨社区大刀阔斧改革、农村城市化改造等工作的背后,一以贯之的是对基层精细化治理的探索。

  在这个管理人口超2万人的社区,已连续多年没有出现治安刑事警情。这是如何做到的?对此,在直播时,渔邨社区党委副书记史庆明回应说,社区立足党建引领,在推动多元共治上入手,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,“人大代表、党代表、小区业委会、物业管理公司等力量被整合起来,建立起基层治理社区共建共治闭环模式。”

  走过350米的文化长廊,参观完村史馆,可以对渔邨社区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。“这有助于让外来居民增强认同感、归属感。”史庆明说,社区搭建了居民参与社区共治、共建、共享的机制和平台,比如居民议事会让居民对社区事务提出意见建议,制定民生微实事清单,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

  加快建设村(居)民议事协商平台,是广东增强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之一。据统计,目前全省已建立城乡社区议事协商示范点3100多个,建立村民议事平台9900个。

  连线时,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、广州市民政局智慧团专家陈舒说,社区治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,那就是“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”,一方面要让社区居民有主人翁的意识,另一方面要还权赋能归位,在制度机制上为居民提供参与共治的机会和条件。

  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、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,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。

  怎样用好这一抓手推动治理创新?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、教授唐斌认为,应坚持党建引领、“头雁”领飞,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,解决社区建设与发展缺乏资源链接、居民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,“把‘共建共治共享’真正落实到社区治理的行动当中,凝聚社区治理的共识,融合社区‘两代表一委员’、专业法律顾问、专家学者、专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,形成合力”。

  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理

  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理,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。

  普法宣传、法律咨询等是推动社区依法治理的有效方法。2014年以来,广东部署开展一村(社区)一法律顾问工作,目前,全省2.6万多个村(社区)全部都配备了法律顾问,补强了基层治理队伍。

  据史庆明介绍,在普法方面,该社区创新建立居民点单、部门统筹、按需上菜的普法共建机制,每个季度收集居民的普法需求,并通过票选后反馈给相关部门。“现在居民遇到纠纷或者矛盾,都会找到社区进行咨询,尽量通过社区的平台来解决问题,提高法治水平的同时,还有效降低居民矛盾激化可能性。”

  怎样将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?陈舒认为,要充分运用好地方立法权,及时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,把好的经验做法及时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,上升为制度机制。

  对于这个问题,唐斌认为,要加快构建“顶天立地”有效衔接的基层治理法治规范体系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,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,不仅需要遵守、依靠国家明文规定的各项法律法规,同时还需要制定、遵守章程、公约、协定、约定等“软法”规范。

  基层依法治理,带动群众知法、尊法、守法是关键。为此,唐斌建议,可通过开设“社区法律诊所”、设立“社区法治专员”等多种形式,运用法律为社区居民想办法、解难题,形成真正富于活力而又规范有序的多元共治制度结构。

  让科技为社区治理赋能

  地处科技创新前沿,渔民村已经实现5G信号全覆盖。“目前我们计划借力5G、大数据等数据运用,尝试建立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。”史庆明说。

  在渔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,记者看到了几台自助终端机,24小时“不打烊”,居民可以在上面办理200多项业务,方便又快捷。据史庆明介绍,该社区依托智慧系统,除了大数据的接入和分析外,还搭载了高空抛物摄像头、火灾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,拓展了网格员巡查的眼界。

  在陈舒看来,大数据在社区治理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。她举例说,大数据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,比如可通过物联网技术,独居高龄老人如果一两天没有用水,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上就会接到预警,能够及时为老人提供帮助。

  唐斌认为,可以围绕基层公共管理、社区自治协商、社会综合治理等场景应用,支持社区基础设施与服务终端数字化改造,特别是对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、大院,给予重点政策扶持和资源配给。

  提升社区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,打通“数据壁垒”和“信息烟囱”是重要环节。对此,陈舒认为,应进一步打破各部门之间的“信息孤岛”,推动互联互通,为信息的纵深挖掘和分析打下基础。唐斌认为,要进一步优化数据收集,加强数据共享,规范数据标准,构筑统一平台。

  在数字治理迅猛发展的同时,人们对信息安全产生担忧。对此,唐斌建议,应在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应用过程中规范数据获取、利用标准,加强基层数据治理的网络安全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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